穆斯林不吃豬肉，真的是因為豬肉不干凈嗎？為什么同樣禁食豬肉的猶太教，卻對“惡心”的蝗蟲網開一面？中國的回民為什么比沙特、伊朗的穆斯林更痛恨豬肉？以科學眼光質疑宗教禁忌，這樣做合適嗎？

文/鮑君恩黃章晉

穆斯林為什么不吃豬肉，恐怕是每個漢族人都曾好奇過的問題，只是絕大部分人未必能得到滿意回答，尤其是在中國人普遍缺少教育的年代，普通穆斯林只能說這是《古蘭經》的明文規定，說不清楚道理。因此，禁食豬肉很容易被漢人自動腦補出各種離奇的猜測。

穆斯林學者馬堅或許是第一個在中國給出詳細權威解答的人，1951年3月20日，馬堅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回民為什么不吃豬肉》一文，除了詳細介紹《古蘭經》的相關闡述外，還從現代人的觀念對《古蘭經》的規定做了解釋：豬是最不愛清潔的家畜，并且易感寄生蟲和各種疾病。

不過，在互聯網出現之前，馬堅先生的文章傳播范圍非常有限，而對今天一些特別熱愛科學的人來說，馬堅先生只有寥寥數語的合理性解釋顯然也不能令他們滿意。

壓力之下，在馬堅教授的基礎上不斷有升級的新解釋版本，盡可能試圖從科學角度解釋為什么豬肉屬于不潔的食物，不過，這些努力對愛較真的人幾乎是無效的，基本上每個解釋版本都會遭到逐條反駁——你們的解釋在科學上站不住腳。

【那些骯臟不潔的動物】

猶太教同樣認為豬骯臟不潔禁止食用。三大一神教中，只有基督教沒有禁食豬肉的規定，這或許與圣保羅（約公元3年～67年）有關——基督教從一種猶太人的教派變成世界性宗教，被認為是《新約》主要作者的圣保羅居功至偉：他明確反對為提高信仰門檻設置食物禁忌這種規定，只要求信徒不吃勒死的動物和血液。

不過，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吃豬肉，像安息日會教派這種特別崇古的派別就頗為自律，和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一樣，認為豬肉不潔而禁食。

《古蘭經》中，涉及到豬肉的部分，只有一句“只禁止你們吃自死物、血液、豬肉、以及誦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動物”，而《舊約》則對豬為何不潔多了一句解釋：凡是蹄分兩瓣且反芻的動物，都可以吃，而“豬因為蹄分兩瓣，卻不反芻，就與你們不潔凈。”

《古蘭經》原文及翻譯

不過，猶太教、伊斯蘭教的食物禁忌遠不止豬肉，其中以猶太教最為詳備，《摩西五經》第三部分《利未記》中開出來了一個很長的名單，有些名稱今天已不可考，大致包括全部貓科、犬科及嚙齒類動物以及各種奇怪的爬蟲，另外，馬、駱駝、兔子也不可以吃——陸生動物能吃的只剩下牛、羊、鹿之類，而水生動物中，基本只剩下常見的魚類——無鰭無鱗者均不得食。

從宰殺動物要放血，不吃自死動物尸體，不吃含淋巴結較多組織，以及不吃猛獸猛禽的肉類等禁則來看，各宗教的食物禁忌確實有古樸的基于清潔和健康的考慮。但這個“不潔”并不僅僅是現代人從科學角度而言，還帶有強烈的感官或道德評價色彩。

最直接的類比，是中國大部分地方的人對廣東人熱衷的美食的看法——蛇、老鼠、果子貍、穿山甲之類的野味及蜈蚣、蝗蟲、蠶蛹等蟲類，尤其是肉牙（一種特殊方式培養的蛆），在北方人看來，是令人惡心的骯臟的食物，想一想就覺得渾身發毛。今天不少科普類文章，同樣認為這些動物因為寄生蟲、微生物的緣故，是不干凈而且有危險的。

人們對“我們”不常食用的動物，感受基本是相似的。生活環境中很少遇見蛙、龜、鱉、蛇之類動物（更不要說各種爬蟲）的人，本能會覺得這些“丑陋的”東西會讓人有強烈的厭惡感，而既好看又萌的貓、狗海豚之類動物，吃它們則會讓人覺得殘忍，也難以勾起食欲。

如果是“我們”經常會吃到的動物，感情上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譬如博物學家型的廣東食客，在看到奇怪的動物時，多半會口齒生津、兩目放光。再比如，禁食清單最長最詳細的猶太教，《利未記》中居然指出，各種蝗蟲及其甲蟲親戚都是可以吃的——現代都市人當然難以理解，但在易發蝗災的地區，蝗蟲是被各地先民廣泛接受的美食。

豬也許是因為長相最受歧視的動物。即使以豬為肉食來源的地區，它也被認為是愚蠢、丑陋和骯臟的（實際上豬的智商不但遠超牛羊，連貓和狗都比它們要笨，它喜歡滾泥漿，是因為沒有汗腺無法散熱），如果不是重要的肉食來源，就更容易上升為道德戒律層面上的丑陋和不潔象征。

最典型的是英國圈地運動后，部分地區逐漸被改造成適合集約化放牧的草場，失去林木植被的環境很不適合養豬，豬的地位被羊取代后，迅速被視為不潔的動物，對豬的厭棄較猶太人和穆斯林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土豆進入英國后，豬慢慢地又恢復了名譽，因為豬很適合在土豆收獲后的農田里自己用鼻子去刨拱翻找食物。

【宗教禁則與妥協】

豬雖然不產奶，皮毛用處不大，但卻是大型家畜中產肉效率最高的——等量飼料的產肉比是牛的5倍，簡直是給人類提供動物蛋白的專屬天使。在大部分沒有豬肉禁忌的地區，它是最重要的肉類來源。

野豬（左側）與家豬的頭骨對比

中東是人類最早馴化豬的地區，大約一萬年前人們就開始養豬了，從地中海東岸直到兩河流域的新時期時代古村遺址都出土了大量豬骨，并顯示出從野豬馴化為家豬的過程。但是，遠在《舊約》（成書約在前14世紀-5世紀）誕生前，豬就開始在上述地區逐漸退出重要家畜之列。

一些人類學家很早就給出解答：環境和氣候的影響。新石器時代的近東、中東地區，森林茂密、水源豐富，很適合喜陰的豬生存，所以豬會成為人們重要的肉食供應者，但隨著氣候變化和人口密度增高，中東地區的森林地帶逐漸退化為耕地、草原和沙漠，而豬由于無法反芻，消化草料的能力遠不及牛羊，產肉率因此大大降低，養豬也變得越來越不劃算。

此外，豬和人一樣都是雜食動物，土地沙漠化之后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豬與人爭食”的現象，又不像牛可以提供畜力和產奶，在自然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養豬不但無用，而且有害。

在猶太教興起的年代，以色列的養豬業早已式微，當地居民的主要蛋白質來源是牛和羊。而牛羊都是反芻動物，所以“反芻”才成為可食用的標志。

反芻是指動物將胃內的食物倒流回口腔內再次咀嚼的行為，需要分為多個胃室的胃，主要出現在哺乳綱偶蹄目的部分草食性動物身上

《舊約》對豬肉的排斥看似多此一舉，實則不然。宗教要在一個地區有效傳播，就不能與當地習俗發生沖突，反之，還應將其列為教條。“反芻+分蹄”的公式并非強加給信眾，而是把后者已有的飲食習慣制度化神圣化——除了豬之外，猶太教還禁吃塘鵝、鸕鶿等海鳥，當時生活在內陸地區的以色列人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見到這些動物。

伊斯蘭教誕生的地區，氣候、自然條件比以色列更不適合養豬——不難想見，豬在這樣的地區很容易在觀感上淪落到今天多數中國人心目中蛇、老鼠、果子貍之類的地位——英國人一度少吃豬肉后對豬的觀感就是這種情形。

而蝗蟲及其一干親戚昆蟲們，雖然在現代人看來，被當成食物未免令人不適，尤其是其“烹飪”方式，無論從北非還是到東亞，都缺少基本的講究，卻在《舊約》中被特別列明網開一面，是因為它在當時還是人們經常食用的食物，比起水生動物中那些無鰭無鱗的奇怪生物，蝗蟲顯然要親切得多。

在基督教誕生前，西亞地區影響最廣泛的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祆教） ，同樣有不食豬肉的教規。歷史上，在從北非、地中海東岸到中亞地區廣泛傳播過的宗教，其不食豬肉的禁忌，與其說是互相影響，不如說是對本地習慣性觀念的確認和強化。

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對駱駝肉的不同態度，也能說明飲食禁忌更與地域習俗而非宗教相關：由于進食動作與牛羊非常相似，駱駝被古以色列人誤認為反芻動物，但其生育緩慢，通常作為沙漠坐騎而非肉食來源，因此《舊約》在規定可食用動物特征時，除“反芻”之外特意加上“分蹄”，將其排除在外。

與以色列不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特阿拉伯完全處于沙漠地帶，駱駝不但是重要的騎行工具，駱駝奶也是沙漠民族主要的蛋白質來源，在騎行過程中遇到緊急情況還可以宰殺充饑。所以《古蘭經》未把駱駝列為禁食肉類。

伊斯蘭教的古典傳播邊界清晰地勾勒出了豬肉禁忌與地域之間的關系——在非洲，氣候干燥的北非迅速實現伊斯蘭化，但在適合養豬的撒哈拉以南地區，伊斯蘭教就難居主流；而在中國，伊斯蘭教的勢力范圍局限于干旱或半干旱的西部省區，在適合養豬的傳統農業地區則始終難以扎根。

與豬肉禁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伊斯蘭世界內部對酒的不同態度。《古蘭經》明確規定穆斯林不得飲酒，在沙特和伊朗，違令飲酒會遭遇極重的懲罰，但中亞穆斯林社會的酒文化卻相當發達——他們本來就不吃豬肉，完全能接受豬肉禁忌 ，但如果不讓喝酒則絕難執行。

馬肉能不能吃，也體現出這種因地制宜。穆斯林在碰到畜類時，也用“反芻+分蹄”標準判斷是否可吃，中國回、維吾爾、東鄉等定居穆斯林民族因此將馬、驢列為不食，而游牧的哈薩克人、柯爾克孜人則酷愛吃馬肉。

在文化和經濟交流空前廣泛的今天，游牧穆斯林給定居穆斯林帶來一個巨大的困惑：標注為“清真食品”的哈薩克馬腸、熏馬肉到底能不能吃？這是近年來穆斯林社區虔誠的穆斯林經常會問到的問題，此外，各種海產品能不能吃也頗讓人頭疼。

很多穆斯林的態度很簡單：除了豬不吃，其他都可以。

【最在意豬肉禁忌的人群】

有些穆斯林出國后與伊朗、沙特等這些印象中最保守國家的人打交道后驚訝地發現，他們往往在飲食上遠不如中國穆斯林這么講究——他們對旁邊有人吃豬肉熟視無睹，而且往往不會刻意選擇清真餐館。

中亞國家的情形更令人驚異。哈薩克斯坦人基本已不在意吃的是豬、馬、牛還是羊肉，只是尚存口味偏好之別，烏茲別克斯坦人雖不像哈薩克斯坦人那樣全然無忌，但偶爾還是會有人吃豬肉，不過將之稱為“藥”——通常，游牧社會的宗教意識通常總是比定居社會更淡薄。

他們的態度或許更合本意——《古蘭經》雖然禁吃豬肉，但也強調，對于“為勢所迫，非出自愿，且不過分者”，即使吃了豬肉，“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對于違令吃豬肉者，經文中也沒有列明懲罰措施。

在《古蘭經》中，豬肉是與自死物、血液、以及誦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動物并列的，若嚴摳字眼，現代流水線作業加工的牛羊肉與豬肉一樣，皆在禁食之列。

與之相比，回民對豬肉的極度反感令漢族人印象深刻——他們不但不吃，看到都會覺得惡心，對接觸過豬肉的炊具、餐具，都要遠遠躲開。在寧夏、甘肅等地，回民甚至忌用“豬”字，把豬稱為“狠宰惹”，屬豬的人自稱屬黑。

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比中東的穆斯林更加虔誠。回民對豬肉的反感，其實是他者認知和自我認知不斷強化的結果。例如肯尼亞游牧的山布努人，就和他們捕獵采集的鄰居形成了一套將對方經常食用的動物當成禁忌的默契。

回民的祖先雖然包括粟特人、波斯人、猶太人、阿拉伯人等多個源頭，但歷史上的回漢通婚導致漢族與回族在語言和外表上已無法區分，而漢族是個缺少類似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全民信仰的民族。回漢很難從宗教角度去理解和識別彼此，豬肉便成了一個最容易分別彼此的標志。

中共建國后，“回族”第一次確立為一個獨立民族。毛澤東對回民的認識，鞏固了回民的自我認知。作為著名的豬肉愛好者，毛在一次視察過程中向邊區老鄉詢問有無回民，當被問到什么是回民時，他做出了高度概括：“就是不吃豬肉的人。”

回民與豬肉的恩怨在文革期間曾上升到頂峰，為了迫使穆斯林改變生活習慣，有些地區提出不吃豬肉就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并指出“不養豬積肥是回族農民生活貧困的原因所在”。在部分回族聚居區，有的干部還強迫回民吃豬肉，并制定了“黨團員帶頭養，貧下中農說服養，四類分子強迫養”的工作方針。

與見不到豬肉的穆斯林國家相比，回民在豬肉愛好者猶如汪洋大海的中國，無論是對豬肉憎恨的共同歷史記憶，還是強化自我身份認同的需要，都會將豬肉禁忌上升到是否是穆斯林的唯一標準。

相比之下，“屬于惡魔的行為，故當遠離”的飲酒、賭博、拜偶像、求簽，以及是否能做好五功，已經不重要了。

【“這不科學”不科學】

今天，中國穆斯林在網上最困擾的大概就是被求知欲強的漢族人反復追問：“為什么不吃豬肉？”即便被告知這是《古蘭經》上的明文規定，仍有一些人緊抓不放：“為什么真主不讓吃豬肉？”

從所有試圖為不吃豬肉找到科學解釋的嘗試都遭到無情嘲弄和反駁的結果看，這種努力是徒勞的——并不是因為無論怎么努力，都會被認為是“這不科學”，而是宗教飲食禁忌本身就是沒有科學依據的經驗被神圣化，它是基于特定文化習俗和傳統，強化集體身份認同的產物。

讓漢族人覺得郁悶的是，穆斯林不但認為豬肉不潔，而且很多人強調它是臭的。從進化角度而言，人天然喜歡肉類味道，但觀念確實會強烈影響人對食物味道的判斷。從沒吃過海產品的人會覺得海鮮腥味異常，但接受它是美食后，會逐漸適應；而穆斯林和猶太人覺得豬肉有特殊酸澀味，不僅有像從沒吃過羊肉的人覺得羊肉腥膻這樣的因素，還有觀念對主管感受的強化。但最強大的則是有些素食主義者——他們無論碰到什么肉，都不像常人一樣聞到的是肉香，而是腥臭。

傳統習慣上的飲食偏好或禁忌，很難用科學角度去論證其是否合理，尤其是上升到宗教層面之后。我們今日眾多的飲食偏好和禁忌，幾乎沒有一樣來自科學理論的指導。只是，飲食偏好或禁忌總是難免成為文明高下的話題。

比如廣東人由于食譜海納百川、兼容并包，他們很難避免被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居高臨下做道德審視。因為人們一般總是這樣認為：不加挑選什么都敢吃的人，通常是野蠻落后的，而文明人的特征之一就是不亂吃各種奇怪的東西。

如果珠三角碰巧不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而是貧窮落后地區，很難想象廣東人對自己的“重口味”還有如此強大的文化自信，至于今天用奇怪眼神打量廣東人的外地人，大概會將他們的亂吃與野蠻落后總結出因果關系來。

飲食禁忌其實無處不在，只是我們很難覺察，最極端的例子，是今天即便對食物無論多么百無禁忌的人，也不會吃人——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很難再接受吃胎盤了。

而食人曾經是太平洋島上極為廣泛的行為，其千奇百怪的吃法在今天看來毛骨悚然：譬如西方殖民者改變風俗前，巴厘島上的土著有這樣的葬俗習慣，他們把死者盛斂在棺材里，下置盆碗，以承接尸液，家屬用以拌飯吃。

而今天即使是行為藝術家吃死嬰，也會被認為是對公眾情感的莫大挑戰。如果僅從科學角度而言，除了“朊病毒”外，食人行為甚至可以認為是環保低碳的，但這幾乎是所有現代社會都不能觸碰的底線。

其實，知道穆斯林不吃豬肉是《古蘭經》的規定就足夠了，它不需要科學的回答和解釋，如果有一天中國人一大半是廣東人，他們問你為什么不吃老鼠、不吃蛇、不吃肉牙時，你能拿出一個足夠科學的理由為自己辯護嗎？